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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伦理视域下的城市强拆:问题、成因及路径探讨

2014-08-27 15:53:27 作者:陈鑫 贾钢涛 来源:《陕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浏览次数:0

 

公共伦理视域下的城市强拆:问题、成因及路径探讨
 
陈鑫 贾钢涛
(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 陕西西安710021)
 
摘 要:近年来,城市强拆屡见不鲜,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从公共伦理视域分析这一社会问题,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儒家伦理思想的消极部分,社会转型期伦理评价标准多元化,以及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缺失,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城市强拆问题的原因。而要解决城市强拆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就必须积极借鉴和吸收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重视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使伦理规范制度化,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关键词:公共伦理;城市强拆;职业伦理教育
       
一、城市强拆问题的现状分析
据2010年发布的《中小城市绿皮书》推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大幅加快,城市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城市房屋拆迁将成为城市建设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后,虽然拆迁变为征收了,但土地财政的大背景没有变,庞大的土地需求没有减少,拆迁活动仍将维持在一定规模,强拆问题不可避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当前,城市拆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商业利益模糊公共利益。由于《条例》并未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实则谋取商业利益,大肆拆迁。
第二,“确需”被无限放大为“政府需要”。《条例》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做出房屋征收决定。”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不清,以及相关配套规章不完善,导致“确需”被无限的放大为“政府需要”。
第三,房屋被征收人的主体范围过窄。《条例》将被征收人的范围限制于房屋所有者,把房屋的使用人排除在外,使其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这势必会加剧房屋拆迁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纷。
第四,规避新条例。在国有土地上的拆迁受到征收条例的限制后,各地以城中村改造的名义加快了城市集体土地上的拆迁,以拆违带动拆迁,以拆违代替拆迁的做法正在全国扩散。
第五,拆迁补偿标准过低。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费是按照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若干倍来测算的,并将补偿标准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减少土地储存成本,维护地方政府利益,通常将补偿标准规定较低,严重损害了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从公共伦理视域分析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转型期伦理评价标准多元化,加上当前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缺失等,是造成城市强拆悲剧的原因。从公共伦理视域分析和研究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并探寻合理、可行的解决对策,不仅关系到公民正当合法的财产权益的保护,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城市强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的影响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导致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市场经济,一方面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公民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促使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使个体的利益问题从过去被贬低的地位上升为合理的、体面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的利益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义利观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多年来被压抑着的利益要求突然迸发出来,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即利益饥渴。“利益饥渴是指长期被压抑的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需求突然的迸发出来,形成一种如饥似渴、争先恐后的追求利益的强烈的心理冲动和与此相联系的追求利益的狂热竞争行为”[1]。这对我国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地方政府舍义取利,为了达到获取高额的土地财政收益的目的,凭借其由人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而处于强势地位,无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角色,丧失基本的社会正义感,与民争利,强拆纠纷由此产生。
(二)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消极部分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浓厚的血缘观念,“它根植于家庭血缘关系,家国一体的文化特质,把各种层面的社会组织都看成一个以家庭为范型的伦理实体”[2]。这就导致儒家伦理思想既有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注重社会整体的安定的一面;又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即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关系圈”以内的人极尽可能的好,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破坏社会规则,而对自己“关系圈”以外的人,则不考虑和关切其利益诉求的“非伦理”倾向,使得人们以各自相互独立的人际关系圈为依托,展开对公共资源的非理性掠夺,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破坏。在城市暴力强拆事件发展过程中,部分公共行政人员从传统的儒家人情关系伦理观念出发,致力于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而漠视处于公共行政部门之外的被拆迁人的利益诉求,对不符合其维护本部门利益的被拆迁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甚至是采取违背公共伦理的方式,强迫被拆迁人屈从于其部门利益。
(三)社会转型期伦理评价标准多元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变革转型期,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也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旧的伦理价值体系已被打破,而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尚未形成并占据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在这种转型期,封建迷信思想沉渣泛起,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加紧进攻,人们的伦理价值取向极易发生偏斜,导致社会伦理评价标准出现多元化的混乱局面。如一些人在进行伦理评价时,“把经济利益的思维模式用到道德判断和社会行动能力上”[3]。伦理评价标准多元化,致使人们在对公共权力主体的伦理行为进行评价时,往往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准绳,单纯地用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取代社会主流的伦理评价标准,从而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只要是对自己好的,帮助自己实现了某些个人利益的,都是“好人”,否则便是“坏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模式,城市房屋征收管理部门由于在政治上受党领导,经济上依赖于政府部门,才会理直气壮地搞强征强拆,使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背离其公共服务职能,异化为谋取部门私利的工具,导致城市拆迁过程中纠纷不断,暴力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四)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缺失
    “近年来,我国对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逐步探索建立起以国家行政学院和各级地方行政学院为主体,包括各下属地区上级行政机构直属培训机构在内的公务员培训基地网络,这是公务员培训制度化、日常化的基本保障”[4]。但是目前我国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务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包含在政治思想教育之中,着重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忽视了公共部门职业伦理相关的专门知识的学习。就城市强拆问题而言,长期缺乏专业的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的背景,加上社会转型期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导致一部分公共行政人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与开发商相互勾结,搞权钱交易,漠视被拆迁人的利益诉求,肆无忌惮地强拆、黑拆。
(五)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并不是十分合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并不完善。在行政活动中,部分行政管理机关通常既扮演运动员的角色,又充当着裁判员,既要做出行政决策,进而在权限范围内执行决策,又要进行相应的监督。这种角色冲突使得行政管理体制内部的监督形同虚设。根据宪法,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独立的审判权,但实际操作中地方人民法院的人、财、物等方面都依赖于同级党委、政府,在审理城市强拆案件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在房屋征收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由于土地财政与开发商的特殊关系,致使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的积极性也很大。被拆迁人的利益往往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此外,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缺乏政务公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束缚,一般老百姓既缺少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渠道和途径,也缺乏进行监督的热情。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拆迁卖地获得土地收益的目的,不择手段,以扣押报纸、对记者进行人身伤害等恶劣手段阻挠新闻媒体的监督,或通过投放广告、发红包等方式给予媒体以一定的好处,进行媒体公关和记者公关,使一些可能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新闻未能及时、完整的展现在公众面前,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从而弱化了媒体监督的实际效力。
三、应对城市强拆的路径探讨
(一)积极借鉴和吸收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传统的伦理思想中一些消极、负面的内容已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伦理要求。这就需要在城市拆迁管理部门中构建新型的公共伦理体系,积极地借鉴和吸收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以儒家思想为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的宝贵财富。首先,儒家伦理重德律己、见利思义。面对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城市拆迁管理部门与开发商搞权钱交易的不良环境,通过各种方式教育社会成员重德律己、看重大义、坚持正义、取财有道,规避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恶习和败德现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用儒家以民为本、与人为善的伦理思想来教育人。引导相关人员养成仁义善良、关爱百姓、善待他人等优良品质。再次,用儒家自强不息、终身进取的思想道德来教育人,学会多干实事,不图虚名,坚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奉献社会,每一位公共行政人员都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造福群众,使城市拆迁真正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最后,用儒家仁慈博爱、见义勇为的精神来教育社会成员,这样既有利于培养社会个体善良心理,也有利于改善社会不良风气。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
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部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度出现混乱,非道德主义、机会主义流行。一些领导干部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抱着侥幸心理,搞权力寻租,贪污受贿。因此,很有必要在整个社会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形成一个健康的主流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树立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第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又要充分尊重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第二,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物质追求的满足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精神追求的满足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三,求利目的与求利手段的关系。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要求人们在求利的目的和手段上必须坚持见利思义、取财有道,而不能见利忘义。
(三)加强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使伦理规范制度化
《论语为政》中说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培养公共行政人员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职业伦理目标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伦理信念和价值观,是现代公共伦理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泛政治化、缺乏专业性的现象,我们应积极地探索和改进当前的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机制。首先,应明确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把职业伦理教育从政治思想教育中分离出来,赋予其专业性和规范性。一些公共行政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道德品质下滑,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有违其职业伦理要求的败德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专门的职业伦理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其次,选择好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的手段。鉴于公共部门职业伦理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公共行政人员的正义、廉洁、忠诚、为民等相对抽象的内容,单纯的填鸭式的政治理论学习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例如可以通过榜样引导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教育内容内化为受教育者的行政理念。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已为城市拆迁管理部门的公共行政人员所熟知,他们深刻吸取嘉禾事件的教训,以此为警戒。最后,必须把公共伦理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内,从而综合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强化约束。张康之先生讲到:“行政道德只有获得了制度保障,才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力量,才能不断生成与行政的公共性质相吻合的行政行为,才能成为公共行政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价值因素。”[6]例如,可以将公共伦理的奖惩机制纳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在人员使用上,形成赏善罚恶的伦理奖惩导向机制,对伦理水平较高者给予奖励;而对伦理状况不符合职业要求的,则要督促其改进伦理状况,暂不给予奖励和提拔。这样,倡导和禁止并用,形成了公共行政人员趋善避恶的强大动力。
(四)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由于伦理规范对人的约束是一种“软约束”,所以伦理规范的实施离不开外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转。要解决目前城市拆迁过程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除了要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健全市场本身的发育程度以外,还必须加强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的监督力度,以及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
具体来说,要规范城市拆迁行为,稳定社会秩序,首先就必须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各级国家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切实解决、规范城市拆迁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搞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同时还要加强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使人大代表真正的代表人民。此外,还必须切实改进司法监督,保证司法独立。
其次,加强公民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一方面,我们应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监督的渠道,鼓励公民参与监督政府行为,如: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群众举报监督制度,依法保障举报人的生命财产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媒体监督是运用社会舆论监督政府行为的独特力量,能够帮助公众了解一切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近20年的城市拆迁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公民维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监督,在以后的城市拆迁过程中媒体仍是社会进步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景鹏.权力政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张晓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重建[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杨义芹.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治理论析[J],齐鲁学刊,2012(5).
[4]蔡小慎,徐进.关于构建我国多元化公务员培训模式的思考[J],前沿,2005(3).
[5]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6]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贾钢涛,湖北襄阳人,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持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及4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参与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另主持10余项厅局级科研项目,获得8项厅局级以上科研奖励。
陈鑫,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2013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视域成因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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