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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2014-08-27 15:47:30 作者:陈晓莉 来源:《陕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浏览次数:0

 

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陈晓莉
(西安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工作旨在改善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提高改居村民收入水平,加速城中村“再城市化”进程,由于政府的“越位”规划与“错位”治理,导致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在建成之后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秉持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宜从政府强力推动向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需求型和自治型转变;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转变。深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其与城市社区对接并轨。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社区治理;新型城市化
一、村改居社区:“再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新形态
城中村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消解的问题。城中村的产生和终结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映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从而展示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特殊轨迹。城中村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而不断展现出来的,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
(一)传统农村(80年代以前)
建国以后,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二者相安无事,各自在自身的体制框架内运作。近郊农村的人口密度低,经济结构单一,职业构成简单,社会联系也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主,保持着传统农村的特征。
(二)城中村形成期(80至90年代)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政府往往通过征用近郊农村土地来实现其扩张,城市周边广裹的农田只需进行整理,拍卖、转让、开发便可获得巨额收入,并可使政府的寻租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于是,城市建设高潮迭起,兴办各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城、商住区等,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圈地风”,而且是“只要地不要人”,由此,催生出大量的“城中村”。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管理失范,农民迫于生计,走向房租经济,自发、无序地在宅基地上不断加盖房屋,城中村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
(三)城中村扩张期(90年代至2000年初)
城中村的土地由于城市的发展而急剧增值,快速建成的大量出租屋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大量的外来人口因此涌入城中村,巨大的需求又迫使城中村房屋的密度、高度不断增长。政府在城中村问题上的回避,管理缺失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城中村快速膨胀,随之带来的问题也不断凸显,城中村几乎成为“问题村”的代名词,诸如,征地拆迁矛盾突出、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条件恶劣、贿选现象盛行、村官违纪犯罪严重、村民上访乃至群体性事件不断。充分暴露这一特定区域乡村治理的衰败。由此,城中村问题曾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热点。
(四)改造治理期(2000初至2010年)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城市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征地拆迁,地方政府为推进城市和工业发展而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土地财政”日益凸显。然而,土地征收由于受到城市土地资源锐减和国家土地政策法律的刚性制约,全国大中城市发展的土地供给随即由“增量供给”转向存量挖掘。同时基于提升城市形象,土地集约化使用等多重原因,城中村不再平静,城中村改造应运而生,并成为城市发展土地资源获取的重要方式。全国大中城市城中村改造轰轰烈烈展开,大规模的拆迁补偿安置使多种矛盾冲突激化。强征强拆、补偿不合理、安置不到位、集体资产流失等问题,不断引发农民上访,罢免村官,冲击政府,静坐示威。这些现象反映了村庄与政府,村官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重重复杂的利益关系。
(五)回迁安置期(再城市化期:2010年至今)
整村拆迁之后的城中村以一个或多个村庄为单位,就地或异地整体上楼安置,进而形成封闭式的回迁安置小区。数以万计的城中村正在从中国的城市版图上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高楼林立的村转居社区。这些回迁安置的村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尚未进行村转居,仍实行村民自治;有的经济体制已改制,有的还没有;有的改为社区有的还未设社区;有的一村一社区,有的若干村为一社区。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开发区不断扩容,城中村改造如火如荼,村改居社区数量还将继续增加,其集聚的人口规模也将越来越庞大,村改居社区将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村转居社区调研发现,与这类社区所具有的“亦城亦乡”特点相对应的是其存在诸多显性和隐性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着社区的转型和发展,影响着社区居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着城市基层治理的水平和绩效。在新型城市化发展为主导的背景下,探寻“村改居”社区的治理之道日显重要而紧迫。
二、村改居社区的形成、治理与现状
通过从动态的历时性视角全面考察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过程,本文发现,由于政府在村改居社区前期建设与后期管理中采取了不同的行动逻辑,使得此类社区在形成、治理与形态等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具体如下:
(一)“越位”:社区建设中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
与自然形成的村落不同,村改居社区是一种典型的“规划空间”,居住区域、住房建设和居民的安置搬迁都统一由政府选择和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往往通过一种刚性的“命令—管控”机制,自上而下地推动回迁安置工作的开展。行政权力的过渡膨胀,极大地压制了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协商空间,使得盲目的“碎片化”建设和强制的“被动型”安置成为社区前期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碎片化”建设:“一村一社区”
城中村改造基本上采取“一村一社区”的就地安置措施,缺乏整体规划理念,“碎片化”建设倾向非常严重。其形成由多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安置理念问题,坚持商住合一,摒弃商住分离,住房安置为主,商业面积安置为辅;二是规划问题,政府规划部门未进行公共设施齐全,集中连片安置的大型社区规划,有关部门称这是受土地资源所限,无法解决集中安置所需土地。三是村民强烈要求就地安置,以继续房租经济维系生计。四是受原集体经济状况的影响。由于各个村庄原集体经济发展与集体资产积累情况有差异,改造后所拥有的土地、商业房面积等资源不同,所以不同的村庄很难整合到一个社区。某开发区目前正在拆迁建设的14个村都没有统一规划,也未安排社区公共用房。就地安置一村一社区从社区建设和管理层面来看有很大局限性,造成回迁区布局分散,规模较小,管理成本大、效率低。有的原本相邻的两个村,安置后的小区仅一墙之隔,却分为两个社区,各自办公,各自管理,造成资源浪费。这种碎片化建设所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转居村庄难以获得批准成为真正的城市社区。
2、“被动型”安置:强烈的“被剥夺感”
安置社区是被动城市化的产物,即政府通过行政力量,以制定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手段,推动并引导城市化进程。征地拆迁时,村民对于征地拆迁补偿政策只知大概。“开发区都是和干部谈,老百姓能知道个啥?即使告诉你安置政策,真正能懂得政策的能有几个?还不都是干部让怎样做,就跟着怎样做。”村民举了个例子“拆迁安置那么大个事,可我们村民手上连一份协议都没有。开发区和村干部只让我们签字,连个二指条子(纸条)都不给我们。”回迁农户在一系列由政府主导的补偿、安置措施中丧失主动权,是实实在在的“被拆迁”、“被补偿”、“被转居”。在回迁后的社区内部,村民对于集体收益管理、分配和集体资产处置等问题上既没有知情权也没有参与权,面临着决策“被同意”、“被代表”的局面。各个阶段的“被”现象为新型城市化埋下隐患,成为实现回迁安置社区良性治理和的主要障碍。农民强烈的“被剥夺感”,成为凝聚“不满”的关键性力量,容易诱发拆迁户的集体抗争。
3、利益失衡:拆迁容易安置难
调研发现,某村历时六年才建成的安置回迁房,面积质量严重不达标。负责拆迁安置的开发区管委会突然公布把拆迁时向村承诺的“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所有权限没有年限限制的安置房”“偷梁换柱”成经济适用房。安置房改成了经济适用房,很快引发村民集体愤怒,一年多来个访集访不断。另一回迁村村委会给了我们一份提交开发区管委会的《关于征地、拆迁、安置中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的报告,上面罗列了三大类二十九个问题,要求某管委会支付村上8250万元,并要求解决安置房质量问题等等。由于拆迁方欠账太多,双方扯不完的皮,既导致上访较多,也影响村委会日常工作,许多村改居社区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整天领着村民上访或者向开发区管委会要钱,无暇顾及社区建设与居民自治。由于城改政策实施执行过程中的不到位,高速运转的城改如今已初现风险苗头,重拆迁轻安置、资金链吃紧、城改房用地转性瓶颈等多方面问题不断恶性循环,原本期待多赢的城改正渐渐演变为一个危险的游戏。【1】我们认为,开发区作为经济功能区来讲,担负着重要的经济职能,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因此,其注重成本与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开发区不仅仅是个经济功能区,更不是一个企业,其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公共事务,具有重要的社会担当。
(二)“错位”: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权责边界模糊
“一村一社区”的“碎片化”建设导致村改居社区因面临“规模瓶颈”而难以获得与城市社区同等的“身份”。这种“身份”问题又通过反映在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权责边界的模糊性而进一步被放大,从而成为导致村改居社区治理失败的重要根源。具体来说,权责边界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定位不明:去“自治”化趋势凸显
由于村改居主要是行政推动的结果,村改居社区早期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也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但这种行政干预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大大降低社区建设的活力与社区自治能力。回迁的村子,虽然村民已全部转居民了,但仍然挂着“三委会”的牌子,仍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从理论上讲,有村“三委会”就应有村民自治。“社区”未批复,自然就不是城市社区自治;没有成立居委会,当然就不是居民自治。然而这里却是一个没有“农民”的农村社区,实行的是没有“村民”的村民自治。一些村子回迁后,既不召开村民大会,也不进行村务公开。按照村民的说法,村民小组长也没用了,被搁到一边去了。村民自治似乎已经遥远了或凝结了。村民抱怨“现在还开什么村民大会?地没了,钱没了,村干部就抓个小区治安和环境,再没什么事。过几年,村干部也没人愿意当了。没油水了,没啥能捞的了,谁还会干?”然而,事实上,村社每年还有成百万的支出,如何决策?如何执行?村社还有许多公共事务,须由自己或通过街办、区上解决,谁来决策?谁来协调?事实上改居村的村民自治已经演变成为地地道道的“村干部自治”。
社区去自治化导致村转居社区承担工作的80%以上都是政府部门交办的(主要是区、街布置安排的工作), 街办工作几乎都下沉到社区,如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安全生产、技能培训、创卫复审、社区卫生考评等,每项工作社区都要有相应的对接,工作方式基本按政府指令行事,把社区当政府机构的延伸,没有给社区充分的基层民主自治权。社区干部承办政府交办的工作已成为常规工作,以至社区居民,甚至社区居委会自己都把社区居委会当作一级政府机构了。政务性工作进入村转居社区,本质上是政府工作的延伸,理当由政府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等方式“购买服务”,但实际情况是政府很少设置公益性岗位,或以摊派方式将政府责任范围内的事项分解到村转居社区,混淆了政府组织和村转居社区各自的职能,实质上是对这类社区自治权的剥夺和经济利益的侵害。
2、结构错乱:缺乏“衔接性”制度安排
城中村的改造、重建和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对城中村的拆迁建设管理问题的考察应当有一种渐进动态不间断的思维,尤其是与城中村“四个转变”相匹配的工作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要及时跟进。现实中许多重大问题从理论、制度和机制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中村发展变迁的现实需求。城中村治理还主要停留在经济、社会等层面,文化维度和制度建设相对薄弱,这就影响了其广度、深度和厚度,也影响了其长远发展,更影响了其发展的内动力。【2】
社区设立迟延化。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各省实施意见规定,村改居社区要具备规模2000户,办公用房达到600平方以上两个条件,并且完成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方能获批建立社区。西安市某区34个回迁村中,规模达到1000户以上的有3个,500-1000户的有5个,500户以下的有25个,最小的仅有69户。按照社区设置标准,只有一个社区符合条件批准成为真正的城市社区,其他村虽然已撤村建居,但户数、办公活动用房面积、便民服务内容均达不到独立设立社区标准。有的村回迁五六年了依然是回迁村,不能享受城市社区有关政策,社区办公经费、人员职数和工资补贴等均不能按社区现行标准执行。尤其是村转居之后,组织部门停发村两委会干部的工资,新社区干部待遇又衔接不上,影响区域和谐稳定。
政府对村改居社区从制度供给到人、财、物保障都缺乏衔接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缺乏基本的保障。按照城市管理办法,村改居后市政基础设施,如道路、路灯、环境、卫生、绿化、水电等应纳入市政统一管理范畴,经费由政府公共财政解决,但在村改居社区几乎所有的公共管理、社会事业都需要村集体支出。街办给社区只安排工作,不给经费支持。有的社区上级先后给社区挂了十几个荣誉牌子,但是没有一点补贴,社区不堪经济重负。社居民(股民)对社区干部把村集体资产大量用于社区建设或为政府办事上,影响居民福利的现象意见很大。村改居社区今后工作头绪将越来越多,所需费用也越来越大,财力不足与社区支出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边缘化”和“无意识化”必将严重制约社区建设与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3、治理主体传统:村庄精英难以应对社区工作
实施回迁安置后,农民转居民,集体经济改制为股份制经济,撤村建社区,原来的城中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社区居民主要还是原来的村民,但身份变了,法律地位变了,经济关系变了;社区的组织机构变了,社区的管理体制变了,管理对象和内容变了,管理的方式也变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对社区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然而村转居社区干部大部分来自于原村干部,还是“那拨人”,只是换了个称呼,缺乏专业的社区工作者。“他们大多数年龄较大、文化素质偏低、观念陈旧,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缺乏城市社区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工作方法和管理方式仍然停留在村委会的层面上,一时还难以适应城市社区管理。”街办干部如此评价村转居社区干部。其实,村转居社区干部自己也不否认管理观念和管理水平的确跟不上实际需要的问题。
(三) “缺位”:改居村民的“再贫困”与社区融入的困境
由于村转居社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1、“再贫困”:转居村民社会权利的匮乏与社会资本的萎缩
推动城中村改造,政府的立足点在于实现城市形象的提升和可观的经济效益,至于平衡转居村民的利益分配结构、落实转居村民社会保障、推动回迁安置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这些与转居村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则鲜有涉及或有涉及但力度不够。回迁后的村民就业严重不足,大部分村民主要以征地补偿款、拆迁过渡费和务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某村40-50岁以上村民基本都赋闲在家,30岁以下的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的也只有50人左右。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有300多二十来岁年青人无业闲逛啃老。这部分年轻人没文化、没技术、吃不了苦,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动力不足。就业不足,收入不稳定已成为困扰村转居社区居民的一个严重问题,“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老本吃得差不多了,快没钱了。”年纪大一点的村民忧心忡忡,“老本吃完咋办呀?”一些回迁村民沦为城市贫民并非杞人忧天。
城中村青年及其子女受教育权利的隐性缺失。目前大部分城中村和村改居社区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缺乏问题,农民很难享有与市民相同的受教育的环境与权利,回迁村周边教育机构布局欠完善,城市学校通过高额收费或者其他硬性要求将城中村子女排除在校门之外,城中村农民子女读书往往遭遇“就学难、交费高、学校歧视”等不公平待遇。村民不得不满城择校(村民称此为“满天飞”)。好一点的幼儿园月费用近2000元,好的小学需要花5---10万元托关系才能进得去。很多回迁社区居民经济收入较差,教育支出让村民倍感压力。
调研发现,安置回迁农民拿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如何管理、使用、投资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拆迁过渡到回迁入住,各种诈骗、黄赌毒、投资陷阱等都涌向这些毫无市场风险抵御能力的农民。这期间村级组织和政府部门对村社的组织管理基本处于“真空”,政府对村民理财消费的指导教育更是一个空白,村民在获得大笔补偿款后,因缺乏理财知识和经验,投资被骗比比皆是,有的从百万富翁到“负债上访”。2012年,西安警方就查处各种非法集资案17起,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受害者主体为西安市的城中村村民,主要资金来源为“城改”拆迁补偿款。【3】被拆迁户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理性的规划,有的挥霍消费, 有的参与赌博,有的游手好闲、斗富比奢,喜欢在网吧、台球厅、歌厅、迪厅、酒吧等场所扎堆逗留等选择不健康的方式宣泄,甚至出现赌博、吸毒、包二奶等越轨违法行为。这种现象被人形象地概括为“城市开发到哪里,赌风就刮到哪里;补偿款今天刚到手,明天就被送上了赌桌”。【4】
2、“非城非乡”:转居村民的“身份困惑”
由于政府城中村改造的出发点首先是是城市面貌、财政收入、经济指标,而新市民塑造却难以被顾及。在政府安置政策主导下形成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人们的身份、谋生手段、居住条件、生活方式乃至价值思想层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社区原有的价值体系渐趋瓦解,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以契约和公平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尚未建立,与原先的共同体相较,农民集中居住区呈现出的是一个“碎裂的社会”。【5】空间城市化不等于农民市民化,住进高楼的“空中城中村”仍然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结成的传统熟人社会,大多数村民尽管在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但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方面更接近于农民,弱化了城市文明对村民的影响力,无形中降低村民向市民转变的步伐。然而,城市每天所发生的变化,冲击着社区,特别是社区的年轻人,在与城市的同龄人接触和交流中,他们都面临着从地理上融入城市的同时,在自身素质和文化观念上与这个城市实现“无缝连接”的问题。同时,这些居住在高楼里愤懑不平的失地农民与现行制度之间的很大张力,也成为城市不稳定因素。
三、基于新型城市化发展背景的路径探索
基于村改居社区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皆因基层政府对村转居社区规划越位、社会管理缺位和政策支持乏力导致,建议把建设新型村转居社区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突破口,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用新型城市化引领村改居社区顺利转型并良性发展。
1、从政府强力推动到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
随着个人主体性的觉醒与不断增强,村转居社区社会管理所面对的不再是只知道支持与服从的传统农民,而是具有权利、利益、自主性、独立性的城中村村民,原来社会管理中家长制、一刀切、统一规划、大包大揽、自上而下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行不通了。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必须重视城市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按照新型城市化“合理布局、集约用地”要求,在未来改造的城中村规划中,着眼于集约发展,适度集中,政府以统一的城市整体规划体系为基础合理规划村改居社区建设,提高社区规划的公众参与力度,引导利益相关方尽量在冲突和相互妥协中建设新城市家园。尽量避免城中村就地安置和一村一社区,将拆迁的几个自然村进行合并就近连片集中安置,并与普通商品房配套建设,形成一定规模的新的城市社区;使社会整体的异质居住区与局部的同质居住小区相融合,在一个大的社区范围内形成数个小规模的不同阶层居住的同质小区,使各个阶层的人混居于一个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中,让不同社会群体在居住空间上融合,多方位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沟通与理解,克服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空间障碍,消除彼此误解、隔阂与歧视,促进农民市民化转型。如果一味追求效率,忽视前瞻性、科学性和综合性规划,势必会出现村转居社区复制城中村,二次三次改造的无序蔓延。
2、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
政府主导下的城中村改造并非进步的社会和制度改造,而是单纯基于利益考量,希望通过行政命令动员下的超级城市改造运动一劳永逸地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做法忽视了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将城中村改造理解为“推倒重来”、“拆旧建新”,“拆除了”再“建起来”让村民“住进去”,重拆迁轻安置,重拆迁轻管理,拆管不分现象普遍。激进、运动式的管理观念纵然可以立竿见影地实现城中村的改造预期,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会通过城市化的迅速推进而被无限放大。因此,近年来,随着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提出,大城市已从大拆迁大建设逐渐进入到拆建并举、建管并重、共同参与的新时期。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新型城镇化凝聚共识、科学论证、统筹兼顾,既要凝聚共识,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积极稳妥的加以推进,又要清醒认识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6】
3、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责权利分明型转变
厘清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边界,确保社区权益。政府应更好地把职能定位于公共管理与服务,村改居社区自治组织定位于社区事务自治管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做到协作不越界,指导不越位。对于政府委托社区完成的政务性工作,应予以明示,并通过设置“公益岗位”等“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社区相关费用,严禁使用社区资产为政务性工作买单,以确保社区自治权、社区财产权,特别是社区经济体及其成员的财产权益。
合理界定村改居社区各类组织的功能和职责。目前的基层管理体制没有及时接纳新居民参与管理,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加速、人口流动频繁、社区关系不断组合与疏离的状况。村改居社区管理层主要来源于户籍关系形成的原村干部的状况,使得社区各类组织“同质化”现象严重,致其功能错位、职责不清、资产混淆,有悖于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社区管理就是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7】建议在社区管理中大量吸收社区居民参与,打破村干部一统社区的局面,使村改居社区各类组织的功能和职责回归常态,政府、开发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同一致,形成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同管共治的局面,共同建设强大社区。
4、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的转变
地方政府和开发区府在拆迁安置中重生存轻发展,重拥有轻共享,重物质补偿轻权利救济已经不符合新型城市化需要。近年来世界各国城市社会治理的公共话语由从关注贫困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权利和社会融合。进入“十二五”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正经历着从“注重生存型”城市化向“民生福祉型”的重要转型。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让农民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权利,不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关注社会权利和人们的生活品质。社会权利是经济待遇的根本,也是政治民主的起点。社会权利就是人的社会价值得以积极肯定和充分发展的权利,包括生存权、劳动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8】
政府秉持“可持续生计”的理念,认真考虑满足农转居居民公共服务需要均等化的意愿、需求和目的,以维护其基本权利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建立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向转居居民提供医疗、失业、住房、教育和救济的保障,给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村(居)民的社会权利实现与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机会。
秉持“安置”与“发展”不可分离,生存与共享相一致的理念,将农转居居民短期生存质量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遵循十八大作报告提出的“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他进一步提到,“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动态的补偿标准,通过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方式实现安置补偿。让“权力驱动的城市化让位于权利主导下的城市化”【9】
 
 
参考文献:
【1】西安城改危机苗头显露:拆迁容易安置难,凤凰网. 2013年10月26
【2】赵秀玲.“城中村”治理的困局及其跨越[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05)
【3】城中村“负翁”:贪图高息百万家财打水漂[N], 华商报  2013-11-02
【4】熊红明.南宁被征地农民:补偿款今日到手明天就送上赌桌[N].解放日报,2010-6-11,国内新闻版
【5】孙远东.社区重建抑或国家重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的公共治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6】张晓赫.新型城镇化需促进城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东方早报[N].2013-12-15.
【7】唐晓 阳 城市社区管理导论 [M].广 州 :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0:10-11.
【8】吴强.社会权利的由来——读马歇尔的公民权与社会阶级[N].21世纪经济报道,2007-4-16.
【9】于建嵘:新型城镇化——从权力驱动走向权利主导[N],时代周报,2013-07-1
关键词:进程问题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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